“反賭掃黑”極大凈化了中國足球環境，提振了投資足球的熱情。圖/Osports

除了武磊，李鐵執教的國足其他球員全部來自中超聯賽。聯賽的發展健康與否，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國足的水平高低。中超聯賽成立以來，經歷了“反賭掃黑”，經歷了“金元時代”，經歷了“最嚴限薪令”，如今，問題和多年前的一樣：我們的聯賽，距離真正的職業化還有多遠？

“反賭掃黑”極大凈化了足球環境

2009年8月25日，公安部“反賭掃黑”專案組在沈陽成立，打擊賭球、假球的中國足壇反賭掃黑風暴拉開序幕。根據專案組歷時兩年的調查，真相水落石出，諸多圈內人落馬，涉案人員包括中國足協要員、俱樂部管理人員、球員、教練員、裁判員等。

2011年12月19日，中國足球反賭掃黑案第一次開庭審理。2012年4月24日、25日，丹東、鐵嶺兩地再次開庭審理。2013年2月18日，中國足協紀律委員會對足壇反賭掃黑中出現的12家違紀單位及57名個人進行處罰。

在孟洪濤看來，從2009年開始的足壇“反賭掃黑”是特定時期必然的“刮骨療毒”，“自職業化開展以來，中國足球有一定收獲，但更多的是教訓。當時的反賭掃黑，對凈化足球環境、保障中國足球健康發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刮骨療毒”的同時中國足球市場也發生著巨變。2010年，時任北京國安俱樂部總經理的高潮注意到，中超俱樂部出現了在引援市場上高投入的苗頭，這個苗頭以極快的速度起勢：2010年，中超俱樂部在冬季轉會窗口的總投入為261萬歐元，這一數字在一年后翻了很多倍，變為2008萬歐元。

2008萬歐元只是一個開始，根據德國轉會市場網站的統計數據，中超俱樂部引援投入此后幾年持續走高，分別為2012年3453萬歐元，2013年4049萬歐元，2014年7217萬歐元，2015年1.19億歐元，2016年3.48億歐元，2017年4.03億歐元，2018年1.61億歐元，2019年2.20億歐元。因受疫情影響，中超俱樂部的引援投入在2020年下跌至4764萬歐元。

高潮對這一現象極為憂心。作為中超公司董事，他在幾次會議上極力對高薪和天價外援現象提出反對后，得到了足協某相關負責人“這是市場行為”的回應。那幾年中國足球轉會市場的紅火令高潮的憂心看似不合時宜，他堅持自己的看法：“搞足球哪有不投資的，但應該是有序的，在良好監管下的投入。而不是不計成本，不計財力的無序投入。”

郜林在效力恒大期間，是中超聯賽國內頂薪球員之一。圖/Osports

“金元足球”未能提升整體水平

2010年1月因傷退役的孫超轉型做了足球經紀人，他很快發現，一些俱樂部選擇外援的標準從之前的根據內援引進情況予以針對性補強轉為對名氣的考量更大。這是受經紀人歡迎的變化，一些經紀人無需再根據球隊技戰術風格為俱樂部尋找、推薦外援，也不再擔心自己代理的球員狀態不佳或難以融入球隊。孫超坦承經紀人愿意代理這樣的球員，因為“沒有風險，大牌外援在來到中國前已經證明自己了，不會被質疑成‘水貨’，有些時候甚至連他們的狀態都被忽視了，只要有名氣就夠了。”

那個時期，“砸錢”成為迅速打響俱樂部名頭的手段。國內球員動輒幾千萬元的簽字費并不少見，預備隊球員都可拿到百萬年薪更是讓前國腳們咋舌，楊璞直言：“那時候國內球員的薪水與實際水平嚴重不符。”

中超俱樂部的高投入換來了亞冠賽場上的榮光時刻：2013年和2015年，廣州恒大兩奪亞冠冠軍，2017年與2019年，上海上港和廣州恒大分別打進亞冠4強，一掃2012年廣州恒大進入亞冠8強前，中超球隊自亞冠改制后連小組出線都困難的頹勢。

高潮并不認為這意味著給整個國家足球帶來提升，“亞冠畢竟不是國家隊層面的比賽，亞冠賽場上的進步提高了中國職業俱樂部在亞洲俱樂部賽事的成績，但國字號的成績呢？這一時期，我們國字號球隊在世預賽、奧預賽、亞洲杯……成績怎么樣？”

國內球員的實際水平直觀地反映在國家隊戰績上，2014年世界杯亞洲區預選賽，卡馬喬執教的國足折戟20強賽，未能晉級10強賽，2012年2月就早早失去了沖擊巴西世界杯的希望。2013年6月在合肥進行的熱身賽中，國足1比5不敵泰國青年軍，就此被釘上恥辱柱。多年前端著肩膀為“米家軍”坐鎮后防線的范志毅言辭激烈地評價：“中國足球臉都不要了！”

2018年世預賽，“銀狐”里皮沒能為國足逆天改命；2022年世預賽，20年前出線夜那個制勝球的策動者李鐵正在率隊艱難行進，前路幾無希望。

投入巨大的廣州恒大收獲也大，10年8奪中超冠軍。圖/Osports

俱樂部都不盈利是聯賽“死結”

2015年3月16日，備受矚目的《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正式公布。

缺乏頂層設計是中國足球多年來的痛點，《方案》以總體要求、主要目標為大方向，通過對管理機構重新設計、職業俱樂部建設、完善競賽體系、校園足球、社會足球、人才培養、國家隊建設、場地建設管理、完善投入機制等涉及足球領域的各個層面的具體部署，指明了中國足球日后的發展方向，是中國足球改革與發展的綱領性文件。

中國足球從業者欣喜于《方案》的出臺，然而任何改革都需要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金元足球”時代并未隨《方案》出臺結束，2016年，卸任國安俱樂部總經理后，高潮隨國務院足球改革調研組前往各中超俱樂部調研。在調研中發現，越來越多的俱樂部開始擔憂中超引援市場日益燒錢的現象，一些俱樂部不再“比燒錢”，而是逐步減少投資。更為關鍵的是，中超俱樂部幾乎沒有一家能盈利，并極度缺乏創建盈利模式的設計和主動盈利的渴望，投資人無法把巨額投資通過足球職業市場轉化為有效的增值資產。高潮將這一現象稱作中國足球職業聯賽能否保持高水平持續發展的死結。

2020年12月14日，中國足協在中國足球職業聯賽專項治理工作會上宣布“最嚴限薪令”：從2021至2023賽季，中超俱樂部每賽季的投入總額不得超過6億元人民幣；中超本土球員頂薪為稅前500萬元，外援頂薪為稅前300萬歐元。

限薪、限投的大背景下，高水平外援、外教紛紛撤離中超，中超俱樂部2021年冬窗總投入為2800萬歐元，回歸2011年時期，“金元足球”時代至此落幕。

職業聯賽迎來俱樂部退出潮

2015年3月，中國足協首次以競標形式銷售中國之隊賽事媒體版權，體奧動力(北京)體育傳播有限公司以5年80億的價格拿下2016至2020年中超聯賽電視公共信號制作及版權，不僅結束了聯賽版權的“白菜價”，還開創了中超的“天價版權”時代。因受中國足協2017年頒布的一系列新政影響，這一數字在2018年1月調整為10年110億。2021年初，雙方被爆出提前解約，聯賽版權模式開始嘗試由獨家轉向分銷。

在外界看來，出現“天價版權”得益于“金元足球”時期的聯賽繁榮，而“金元足球”帶來的利弊一直是爭論的話題。

“肯定要辯證看待。”孟洪濤說，“球迷們樂意看到激烈對抗的足球場面，也愿意看到更多大牌球星和名帥出現在中超聯賽。在那個時期，聯賽的影響力是有的，甚至一度引起了國際足壇的極高關注。但問題同樣很多，副作用也不小。”高潮提到的“死結”也是孟洪濤所持的觀點，“聯賽缺少真正職業化和商業化的整體管理和運作，所謂的職業俱樂部依然只是‘企業’俱樂部，無法成為足球聯賽鏈條上的獨立主體。沒有任何自我造血功能，所以往往是錢燒沒了，俱樂部也隨之消失了。”

近兩年中國足球職業聯賽的退出潮極為慘烈，2020年三級職業聯賽16家俱樂部退出，2021年共6家俱樂部未通過準入，其中包括中超衛冕冠軍江蘇隊。從2004中超元年至今，各級聯賽已有近60家俱樂部消失在中國職業足球的版圖上。